俄罗斯大选：一场不仅是为了选出总统的选举
作者：曾继儒，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4年3月18日，俄罗斯总统大选落下帷幕。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此次选举中获得连任，将继续于2024年至2030年执掌俄罗斯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根据俄罗斯现行宪法，普京可以将其在俄罗斯的权力至少延续至2036年。若无意外，普京将成为俄罗斯历史上实际掌权第三长的领导人（36年），仅次于初代沙皇伊凡四世（37年）和彼得大帝（39年）；而久于叶卡捷琳娜大帝（34年）和斯大林（29年）。
当然，本次选举结果并未出乎国际社会“预期”。俄罗斯主要民主派政治家阿列克谢·纳瓦尔尼（Алексей Навальный）于北极圈监狱逝世，反战候选人鲍里斯·纳杰日丁（Борис Надеждин）候选人资格被审核无效，而普京的“建制派”在野党对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率从2000年的29.5%一路骤降至2018年的11.77%。在这样的背景下，普京当选显然也是俄罗斯大选的唯一合理结果。然而，跳出此次普京当选的大选结局，其投票率和当选总统得票率则会令政治观察家们感到意外：据3月18日数据，普京以超过87%的支持率获得压倒性胜利，而本次选举投票率为74.22%。两项数据均为自2000年普京第一次当选以来的最高值，而一些观察家和部分民主派人士所预测的“杯葛”大选（注：指抵制情况）情形则并未出现。
▲ 截至此次大选，普京已担任俄罗斯总统20年。
事实上，世界各国观察人士与其说在等待俄罗斯大选结果，不如说是在等待大选所传递出的信号：在普京“几乎不可能被挑战”的前提下，若本次投票率和支持率两项数据萎靡不振，则说明俄罗斯国内民众对其“倒行逆施”已经普遍反感，即便在俄罗斯国家机器的压制下，民众也尝试采用制度化的、选举的方式表达自身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和无休止军事冲突的异见。这一情况下，即便普京当选，也说明其对俄罗斯的控制力下降，将面临来自建制内部和外部民主反战派别的挑战。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俄罗斯历史新高的投票率和支持率并未如一些观察家所想那样，展示一个“外强中干的利维坦”，反而向外界展示了其紧致而有力的“肌肉”——至少在当下看来确是如此。通过此次选举，俄罗斯当选、现任和前任总统普京进一步向国际空间传递了明确的信号，即其统治的合法性是由俄罗斯民众赋予的，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也并非出于其个人野心，而是俄罗斯民族的重要议程。这不仅仅体现在投票数字中，也体现在投票站的设置上；当俄罗斯的投票箱踏上乌东时，一种政治上的、制度上的容纳也油然而生——正如那句著名的格言“无代表权不征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当总统选举的政治权利（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被赋予了乌东，税吏和法槌也即将到来。
当然，由于缺少透明性和选举监督，这一数字受到一些组织质疑，一些俄罗斯当地和西方的第三方机构也在选举中对“强制投票”、“拘捕反对者”等行为进行了报告。同时，在乌东组织选举的行为也遭到了包括乌克兰和美国在内 56 国于联合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然而，这些质疑和反对并不对俄罗斯选举进程构成实质影响。在这场选举中，数据真实与否也许并不比数据本身更重要——无论是通过对媒体的影响，还是对地区行政领导人的动员，只要一个“史无前例”的数据得以公布，就至少可以显示出普京对于这一庞大国家机构如掌上观纹般的控制力。在这一前提下，所谓的“数据造假”也是毫无必要的，这一粗糙的手法只会凸显出国家与社会的脱节以及国家机器深藏的虚弱；而更高明的选择是，通过对于政治权力以不同手段的运用，向俄罗斯国内和国外的人们展示：总统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犹在、更甚往昔。
在这样的语境下，俄乌冲突也将从“普京的乌克兰野望”转变为“俄罗斯民族的乌克兰目标”。这一转变也从普京的国情咨文以及选举后演讲中体现出来：在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口中，乌克兰危机已经不再仅仅是俄罗斯收复固有土地的“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俄罗斯民族和西方境外势力的博弈，是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与2000年寻求西方认同甚至希望加入北约的普京相比，24年后的普京利用这一话语体系将西方建构为俄罗斯的“他者”、“敌人”，在与西方“他者”和“敌人”的对抗中，重新提出并加固俄罗斯民族这一概念，而普京则成为了这一叙事当中民族危亡系于一身，在俄乌冲突中维护俄罗斯民族利益的合格民族领袖。
▲ 俄罗斯开始以民族的名义进行征兵动员。
从投票率看，这一叙事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至少在今天，俄罗斯以这样的民族主义叙事在国际上持续了其在西线的军事努力和在外交关系上的强硬姿态，在国内则使得俄罗斯民众加入民族概念中并成为其中一环。同时，这样的叙事又为俄罗斯的军事精英和政治精英群体从乌克兰和国内攫取了足够多的权力和利益，使得其在短期内能够“凝聚意志，保卫领袖”，做到对总统普京至少形式上的忠诚。
而对于俄罗斯本就分散的反对派来说，这可能会使得其活动更加碎片化和边缘化。一方面，俄罗斯反对派并非一个整体，即便在反战和民主改革两个最可能达成一致的议题上，也未必能够有广泛的共识形成。另一方面，在反对派失去了核心人物后，短期内凝聚力的下降也是肉眼可见的。例如在本次选举中，反对派并未就“杯葛”大选之策略达成一致，一部分宣传“聪明投票”的方式，投票选举“除了普京之外的所有人”；另一部分则围绕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遗命，以“周日中午投票”的形式聚集在一起，营造温和对抗的反对氛围。显然，这些措施本身就是温和甚至虚弱的，在民族主义被激发的背景下，其声量更难被听见。
▲ 包括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盟友在内的俄罗斯反对派呼吁人们在 2024 年 3 月 17 日中午前往投票站，大批人涌入投票站。
然而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的支持，将个人化作民族化身以获得支持的做法可能会为普京带来一些远期的问题。或许普京希望以更加统一集中的俄罗斯为后盾，使其在俄乌或俄欧、俄美甚至俄印等非西方国家的博弈中占据更主动地位，但正如英剧《是，首相》中所言，“关键并不在于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而是采取后是否仍然能够保持对其控制”。普京在取得更强势地位的同时，也必须对“民族意志”和同样在民族概念上攫取权力的精英阶层让步——普里戈津（Евгений Пригожин）的飞机失事和纳瓦尔尼的狱中离世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在西方的坚决反对、中国等国家的调停下，在俄罗斯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下，结束冲突、重新面对世界是俄罗斯早晚的选择。而俄罗斯民族主义这头“未服王化的巨兽”（Half-Wild Beast）能否听任其现下的骑手普京拉紧缰绳，着实是一个令世界担忧的故事。
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向普京的贺信中所言，中国祝愿俄罗斯“取得国家发展建设的更大成就”、“稳步前行”。而是否能稳步发展好国家，俄罗斯国家机器的舞步、总统普京的骑术，将在新的6年里接受俄罗斯民族的审查，接受世界的审视。
作者简介：
曾继儒，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硕士，研习领域为身份政治、性别政治、边缘和少数群体民主政治参与和代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