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战火中的俄罗斯，为何反倒成为移民“新天地”？
作者：费兰花（Ramziya Fazdalova），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商业顾问，俄罗斯在华学者
2023年秋天，在俄罗斯不同地区发生了多起移民针对俄罗斯公民的违法案件，性质极为恶劣，公然挑衅了俄罗斯的法律与社会秩序。大众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些案件，把俄罗斯的移民话题推到了风口浪尖。在这些案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11月4日的一场冲突。在“俄罗斯民族统一日”（Unity Day）当天，莫斯科红场上的警察与辱骂警察的中亚移民发生冲突，随后冲突升级为斗殴。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联邦内务部迅速意识到了移民犯罪率上升和冲突事件的关联。2023年10月24日，联邦内务部就打击非法移民和制止外国人犯罪问题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
从俄罗斯公民对移民态度的变化来看，这种移民犯罪率和攻击性的激增似乎并不合理。相关社会学调查表明，仇视和排斥新移民的俄罗斯公民数量正在减少；全俄民意研究中心的民调也显示，2023 年夏天，47%的俄罗斯人认为劳动力移民会对俄罗斯带来积极影响，该数字在2014年该项仅为14%。如果仅关注年轻人的投票结果，这一比例甚至还会更高，在18-24岁的年轻人中为61%。同时，仅有40%的俄罗斯人认为劳动力移民会给俄罗斯带来负面影响，而这一数值几乎是10年前（74%）的二分之一。
▲ 2023年10月24日，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Mikhail Vladimirovich Mishustin）主持移民政策战略会议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这次移民犯罪率的增加很可能是境外势力蓄意谋划，试图打“移民牌”以引发国内政治动荡的一次尝试。在这些暴力案件中，移民蓄意攻击俄罗斯公民，公然挑衅执法人员，并且在社交网络中大肆渲染案件的种族属性。种种迹象都佐证了上述推测：即这一系列事件的目的是为了从种族和宗教上分裂俄罗斯社会，破坏俄罗斯国内局势的稳定。
不过，无论如何，“劳动力移民”这一话题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官方，关于俄罗斯是否需要劳动力移民作为权宜之计的辩论再次爆发，尤其是那些来自中亚国家的低技能、低俄语水平的移民。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允许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工人进入俄罗斯劳动力市场？如何处理大规模未登记的外国“影子雇佣”（shadow employment）？诸如此类的讨论比比皆是。
▲2021年4月8日，寻求返回俄罗斯工作的人们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国家机票代理处外排队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客观地评估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形势，以及来自中亚国家劳动力移民的最新情况，尤其是政治上的变化。中亚国家是俄罗斯劳动力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俄罗斯人口的自然流动趋势和年龄结构使人口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Rosstat）的数据，从2000年到2020年，劳动力工作市场中每年新增适龄劳动力减少了40%。因此，俄罗斯的劳动力正在萎缩和老龄化，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口年龄超过了40岁。据预测，未来十年的就业人口可能会减少300-500万人。
现在，退休人员对经济造成的养老负担正在日益加重，超过工作年龄的人口比例已逾25%，也就是说，全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领取养老金。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外吸引额外的劳动力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显然，吸引外国劳动力移民只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在途径之一，但绝对不是最主要的。克服劳动力不足主要还需加强内生动力，例如提高劳动生产率、自动化和机械化、发展人工智能应用、改革职业教育以满足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等。此外还可以让妇女和退休人员参与社会生产或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2005-2022年劳动年龄人口（官方估计，蓝线）和劳动力（15-72 岁，红线）（单位：百万）数据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
显然，俄罗斯目前采用的这些方法规模仍然有限。可以看到，当下未填补的空缺职位数是求职者人数的2-3倍。半数以上的俄罗斯企业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种现象在大中型企业中尤为明显，因为这些企业不采用“影子雇佣”的方式招揽未注册的外国劳工，这与中小型企业和私企形成鲜明对比。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在于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失衡，即企业需要的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低教育水平工人；而劳动力供给提供的却是一批批从事脑力劳动的高学历求职者。此外，上述的措施中很多都有着内在的“自然上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俄罗斯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率相当高：截至2023年1月1日，就业率为79%，其中女性就业率为76.5%。在近3600万超过劳动年龄的退休人口中，有600多万人仍然在继续工作。因此，提高退休年龄只能弥补未来几十年因人口减少和老龄化而损失的一小部分劳动力。
与此同时，由于进入“战时状态”以及国家经济半军工转向带来的经济结构性转变，俄罗斯劳动力市场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战争动员和志愿劳动增加了俄罗斯军队的规模，但也因此从财政结构中分流了至少80万工人。此外，劳动力进行了大规模的部门间再分配，以助力军工企业发展。这主要影响了适龄工程师和工人劳动力。为了向军队提供食品、制服和燃料，相关行业的劳动力数量猛增。所有这些变化都加剧了“民用经济”中的劳动力短缺。由于特别军事行动和西方制裁等原因，部分从俄罗斯流出的劳动力人口被排除在俄罗斯劳动力市场之外，他们中大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适龄人口。由于西方经济制裁和一些外国公司的搬迁，一些员工难以在俄罗斯国内继续工作，这导致了一批冲动性自愿移民和非自愿移民。据估计，这些移民的数量达到了100万。
▲2005-2022 年大中型企业部门季度空缺率（单位：%）数据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
与此同时，关注流入俄罗斯的劳动力移民趋势也非常耐人寻味。2023年，由于卢布贬值，从独联体国家（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编者注：是苏联解体前夕，由部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协调成立的一个国家联盟，当前含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9个成员国）流入俄罗斯的劳工移民人数大幅减少。虽然该年度的完整统计数据尚未公布，但根据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内务总局的现有统计数据，2023年上半年独联体国家公民以“工作”为目的在俄罗斯居留地登记的数量与2022年同比减少了约40%（尽管该指标为常规指标，但我们可以在各国之间比较这种变化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白俄罗斯等来自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编者注：一个由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5个前苏联国家为加深经济、政治合作而组建的国际组织，成立于2014年）的成员国移民受到的影响最小，他们的移民流入量降幅不超过15%。这直接说明了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自由就业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年中，俄罗斯劳动力移民的来源国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近 90% 进入俄罗斯的劳动力移民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三个国家。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已经不再像5-7年前那样，像俄罗斯输送劳动力移民。来自阿塞拜疆的移民人数也大幅减少。在2022-2023年俄罗斯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局势下，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三个国家加速形成了向俄罗斯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移民的替代媒介。作为“多元平衡”（multi-vectorism）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正在推行移民流多样化政策，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与韩国、沙特阿拉伯、英国、以色列签订了劳动力移民协议（与日本的协议也在谈判中）。在韩国，乌兹别克斯坦移民已成为五大外国移民群体之一。而吉尔吉斯斯坦也经常公派公民到韩国、土耳其、德国和波斯湾国家工作。例如，2022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与国际招聘公司AGRI-HR签订协议，派遣吉尔吉斯公民到英国从事农业工作。同样，塔吉克斯坦移民也在国家的支持下寻找新的移民目的地。
中亚国家移民流多样化的趋势也得到了“外部行为者”的支持。新修订的《2019年欧盟中亚行动战略》将“加强移民合作”作为其总体目标之一。2007年的欧盟战略将该地区的移民问题与安全问题挂钩，而欧盟现在的战略是为中亚劳动力移民方向的多样化创造条件，其目的是为来自该地区的国民在俄罗斯以外的国家就业提供便利。在这些努力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削弱俄罗斯的“武器库”的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通过剥夺俄罗斯所需的额外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中国是中亚地区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参与者。2023年5月，在中国西安举行的“中国-中亚峰会”明确了这一路线。在最后的宣言中，各方指出他们确认加入“中亚与中国命运共同体”。这意味着中国将与中亚国家密切经济互动，并努力将其纳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中亚产业投资，并利用该地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创造就业机会。从长远来看，这必然会影响该地区的劳动力移民。
同时，中亚国家的人口发展趋势也证实，在不久的将来，中亚国家向俄罗斯的劳动力移民可能会减少。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生育率从1990年的每名妇女生育4.2个孩子降至2010年代末的2.6个。相应地，14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40%下降到2023年的28%，而同期人口的中位年龄则从19岁上升到27岁。从人口结构上看，中亚仍然是一个年轻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但从中期来看，其劳动力潜力将开始下降。
不容忽视的是，中亚的原籍国和俄罗斯都在采取措施增加国内劳动力储备，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原籍国坚持将其经济政策从以商品和劳务输出为基础的增长战略转向经济结构改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中亚国家的所有战略发展计划无一例外地表明了这一点。这背后是各国政府对自身脆弱地位的清晰认知，因为他们高度依赖本国向俄罗斯输出的劳动力移民以及他们所收到的报酬。就在10-15年前，中亚国家还在国家层面上积极与俄罗斯联邦就其公民的就业机会和条件进行磋商，以实际促进他们向俄罗斯移民。而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大量劳动适龄人口向俄罗斯的迁移被视为对经济发展的潜在挑战。中亚各国政府最近的政策举措就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乌兹别克斯坦自2023年4月起开始实施“国家促进青年就业计划”，实际旨在减少青年劳动适龄人口流向国外；吉尔吉斯共和国于2023年通过了《青年法》，旨在全面促进青年专业人员的就业创业。
另一方面，俄罗斯正在积极推行一项政策，旨在花费本国内部资源以克服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技术性职业方面。俄罗斯的计划既试图在全国范围实现劳动力再分配，也涉及提高劳动力的地区性流动与重新整合。专业合格的技术人才短缺促进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2020年，约60%的九年级毕业生选择进入职业院校，而在2000年代初这一比例仅为10-15%。在2023年9月召开的俄罗斯国务委员会常委会议上，社会经济中的人才短缺问题及其实际解决方案已经被提升到了国家事务最高层级进行讨论。
▲2020年，俄罗斯教育部提出2030年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
中亚国家和俄罗斯采取这些措施是自然而然的。对这两类国家而言，劳动力移民远非解决劳动力市场问题的主要手段，而只是一种补充手段。在现有情况下，该地区的劳动力移民资源显然仍具有潜力和需求。在俄罗斯，重点是以“定向招聘”的形式从独联体国家吸引更多建筑、农工综合体和轻工业领域的劳动力；在中亚国家，只要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就业机会的数量和工资水平的涨幅无法满足适龄劳动人口的高速增长，将部分劳动力“外派”到外国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就仍然存在。因此，近年来前往俄罗斯的劳动力移民呈现出多向趋势。根据俄罗斯的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吸引外国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存在，而独联体国家的公民在俄罗斯劳动力市场上享有优先待遇。然而事实上，劳动力移民的来源国已减少到三个中亚国家，且近年来，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因素都已显现，这使得本国劳动力向俄罗斯的迁移减少。因此，如果俄罗斯采取措施从该地区以外（如南亚和东南亚）吸引其所需的劳动力移民，欧亚地区的移民流或将重新格式化，并出现新的移民趋势。
此外，劳动力资源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自由流动同样值得关注，因为这一联盟是该地区欧亚一体化的核心。目前，持续恶化的移民问题给俄罗斯提出了一个复杂的政治难题。一方面，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延续、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数量的增加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等目前具有观察员地位的国家的加入，意味着在俄罗斯不受阻碍的移民数量增加，且这些移民享有与俄罗斯公民平等的劳动和社会权利，这将导致俄罗斯对目前最大的劳动力移民潮失去控制、在俄罗斯学校就读的移民子女数量增多，以及可能增加俄罗斯联邦对目前移民潮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即使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对欧亚一体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持续收紧的移民政策和对众多违法移民的镇压措施可能会对欧亚一体化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也体现了区域内的劳动力迁移对于后苏联地区的重要“纽带”作用：无论是接收国和输出国都同样对此感兴趣。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一体化联盟不同的是，在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自所有成员国从加入联盟的那一刻起，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就业权利就得到了保障。考虑到潜在解决方案，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或许是在欧亚经济联盟的框架内处理劳动力移民问题的措施之一。作为雇佣国，俄罗斯不能单独对来自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劳动力移民在其领土上的行为负责。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共同的，那么成员国对该市场状况的责任也应是共同的。就雇佣国而言，应当对雇主提出严格要求，确保过程公开透明且遵守招聘、培训、社会贡献和纳税的正当法律程序。就移民输出国而言，应当确保对其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工作的本国公民进行控制，包括但不限于禁止违反东道国法律。
劳动力移民问题目前仍在俄罗斯社会引起激烈争论，但官方却没有给出明确回应。译者认为，外籍劳动力进入俄罗斯仍是客观现实，且在许多方面保障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随着世界对劳动力资源的竞争加剧，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口潜力巨大，如果能够正确吸引该部分适龄工作人口进入俄罗斯劳动力市场，这显然有利于促进地区一体化。我们必须承认，如何规范劳动力移民并确保在法律层面对移民和雇主的社会行为进行正当监管，仍然是当前俄罗斯移民政策的薄弱环节。俄罗斯的移民问题之所以时有恶化，主要是因为利益相关方对于“移民政策”的存在概念混淆和理解偏差，这让俄罗斯公民和移民本身都感到不安。同样地，这种信息不对等也阻碍了政府与公民社会就这一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因此，移民成为了一个潜在的破坏稳定的因素，尤其是当移民在国内的居留得不到官方机构的支持，而只能由非政府机构、民族组织和侨民来协商解决。不过很显然，问题并不出在劳动力移民本身，而是管理上未解决的漏洞和结构性矛盾，使得移民问题变成了一个的社会不平等议题，并将其种族化和政治化。
目前，移民政策的实施重点已转移到地方一级，这似乎前景广阔，因为地方政府已开始积极利用其掌握的法律工具来调节劳动力移民流入的数量和结构。这首先涉及专利费用，以及对于外国公民在某些经济领域工作的限制或禁止。例如，加里宁格勒州、卡卢加州、车里雅宾斯克州和其他一些州的地方政府在分析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潜力后，便颁布政策禁止移民在客运、教育、就业和招聘活动等领域工作，以缓解当地原住民在热门工作领域的就业问题。综上，除非同时采用真正行之有效的机制，在保障俄罗斯劳动力市场利益的同时，也能够保障移民管理机构在法律执行、克服腐败、驱逐外国公民就业、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影子中介等方面的高效运作，否则一刀切的禁止性政策是不可能有效的。只有这样，移民政策的综合性、全面性才能得以确保，并合理地服务于俄罗斯的经济与政治利益。
